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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克哈尔特·米尔克：教育中的战争与和平

发布时间:2015-05-20 01:4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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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教育中的战争与和平

——对话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名誉会长布尔克哈尔特·米尔克

　　5月9日，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来自世界约20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领导人出席活动。5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铭记历史，开创未来》中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告诉人们，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

　　铭记历史、倡导和平，历史教材与和平教育是建构民族团结与世界和平的基础。本期国际教育版与您探讨教育中的战争与和平。——编者

　　直面历史，反思战争，历史教材与和平教育是建构民族团结与世界和平的基础。在德国，反思二战尤其纳粹罪行被视作学校教育根本任务的重中之重。针对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历史教育话题，笔者与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前任会长、现任名誉会长布尔克哈尔特·米尔克（Burkhard Mielke）进行对话。

　　让学校成为历史回忆的场所

　　俞可：您出生于柏林，一个特殊的二战记忆场所，尽管战争期间您尚处幼年。您是否把个人的二战经历注入您的教育教学事业以及您的教育决策使命之中？

　　米尔克：是的，非常显著。在青少年时期，我不可能从父母那代人身上获取有关二战的信息，当然，他们也不愿向我倾诉。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进入中学，历史课内容终止于一战。当初，我以批判视角撰写的反思二战的作业竟然被老师评为不及格，原因当然是不合时宜。直至1968年的学运，纳粹阴霾也逐渐消散。这并不仅仅是一场学生抗议活动，也是一场与父辈就其在纳粹德国时期所扮演角色展开的剧烈代际冲突。从这场冲突中，我打磨了自己的政治觉悟，立志为一个民主的、人本的和和平的世界观献身。当然，这个世界观也奠基了我的职业生涯，即作为教师、校长和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会长。我所执掌的朔尔兄妹学校，以反法西斯运动为主题的学校、年级和班级活动遍地开花。

　　俞可：欧盟确定今年为发展之年，和平与安全是5月的主题，由此契合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铭记二战历史，德国并无国家祭奠，5月8日纳粹德国投降日亦非德国国家二战公祭日。近日，德国外交部副部长回应国际社会：“这符合联邦政府对纪念场所概念的理解，即国家方面不履行反思与纪念的职责，而是交由政治、历史和文化教育领域的专业机构与团体来操作。”请问，学校是不是理想的公祭场所？

　　米尔克：学校绝非理想的公祭场所。这项使命理应由各级政府来承担。当然，德国学校也没有举行公祭活动。但这绝不排斥学校积极参与各种纪念活动，尤其那些对学生具有文化与历史阐释价值的纪念活动，如诵读会、音乐会和研讨会等。

　　学校是历史回忆的场所，秉持培育下一代的目标，以便下一代有能力抗击极端主义、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因为这些幽灵在各个社会均有可能蠢蠢欲动或死灰复燃。学校应该把人类与民族的过往融于历史课与政治课或其他科目，予以展现、阐释，并使之保持鲜活，抵御遗忘。这类课程的目标之一是尽可能客观地展示史实，以便杜绝逸闻轶事、陈词滥调和道听途说。

　　德国学校往往以纳粹受害者和反纳粹战士来冠名。譬如，我以前执掌的学校就以朔尔兄妹来命名，这对兄妹因积极投身于反纳粹斗争而壮烈牺牲，年仅25岁和21岁。师生在课堂上讲授他们的成长经历与战斗事迹，并传播其英勇抗争所追求的价值——自由、民主、平等。

　　让奥斯维辛不再重演

　　俞可：德国反法西斯主义以及反思二战的教育被国际社会击节叹赏。有“纳粹猎手”之称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全球追查纳粹余孽最知名的机构，最近推出年度报告，赞誉德国在把纳粹余孽绳之以法方面做出表率。然而，20世纪50年代，二战结束不久，“集体失忆”大行其道。曾是反法西斯斗士的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把纳粹罪行个人化，归咎于希特勒个人，其他纳粹党徒均沦为“希特勒的牺牲品”。教育何以成功抗击这股逆流？

　　米尔克：联邦德国教育史上，这个转折发生在法兰克福学派领袖、犹太裔德国学者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s）1966年发表脍炙人口的《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由此引发德国全社会探讨历史责任，以及下一代德国人的历史责任和对他们实施的道德与历史教育。阿多诺写道：“奥斯维辛不再重演，这个呼吁最最首要就是针对教育。教育优先于其他领域，我相信，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去加以论证。奥斯维辛是一种残暴，所有教育均应该予以抗击。”

　　当时，经历二战的德国人竭力推动德国社会“正常化”，尤其保持学校教育中性化。但20世纪60年代后期历史禁忌被击破，通过公开个人在二战时期的经历以及表露自己的历史责任，反思意识在德国社会蔚然成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学校教材编撰与审定委员会横空出世，其使命为重写历史。这之前，德国中小学生还一直学习带有鲜明纳粹印记、充满战争敌意的教材。委员会组成人员来自各国，尤其是遭遇纳粹铁蹄践踏的国家如波兰，以便多种视角来呈现真实历史。这些新编历史教材助推中小学生建构指向民族团结与世界和平的包容性知识。反思二战尤其是纳粹罪行被视作德国学校教育根本任务的重中之重。

　　让多元一体深植于教育

　　俞可：近期在欧洲接连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如1月7日巴黎和2月14日哥本哈根，致使欧洲核心价值观如临大敌。3月17日，欧洲各国教育部部长会聚巴黎。在公报中，这些欧洲最高教育决策者们誓言：“教育最主要目的并非仅仅传授知识、技能、素养和态度以及深植于头脑的核心价值观，还应帮助年轻人成为积极的、负责任的、开明豁达的公民。”欧洲学校如何得以一方面捍卫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展露其全球开放性？

　　米尔克：欧洲各国教育部部长的共同宣言正确而重要，关键在于把语言转化为行动。值得一提的是欧洲战后的校外活动。德法青少年事务所自1963年成立以来，为两国820余万青少年学生的互换与相聚以及学校结盟提供逾30万种资助项目，为这对国际社会典型的“世仇”最终获取和解与友谊作出巨大贡献。可惜的是，其他国家并未效仿。尽管如此，各国青少年学生平等的相遇、相知、相爱仍为消除偏见和结伴交友的最重要工具。欧盟的伊拉斯谟计划和夸美纽斯计划功勋卓著。然而，当下欧洲青年高失业率危及欧洲一体化，并滋生极端主义。

　　欧洲教育决策者应该架构一个基于均等化与包容性的教育体系。包容性与民主化的学校政策可抵御欧洲陷入分裂的泥潭，亦可接纳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子。多元一体，这是欧盟的盟训。学会理解，学会宽容，学会公民责任，均为政策举措的教育目标。

　　让历史教育走向未来

　　俞可：希腊政府要求全国中小学强化历史教育，在历史课程中增加有关纳粹德国罪行内容的比重。目前，该国历史课本中的相关内容仅8页。希腊国防部认为，这些学习内容过于单薄，不足以在学生以及军人中强化反法西斯意识。希腊全国教师工会予以支持。舆论界认为，希腊政府的行为存有煽动民众反德之嫌。二战主题教育应该如何促进和解？

　　米尔克：就希腊问题，全球舆论莫衷一是，德国民众的反应亦然。而希腊自身表现像是行将破产之际的病急乱投医。至于历史教材问题，必须务实地应对，而不能依附于政治生态。我建议，希腊政府应该与德国政府携手组建历史教材编撰与审定委员会，效仿早年波兰与德国的做法。对于历史，德国人无法卸下其责任。如德国联邦总统高克近日所言：“我们不仅仅是今天的我们，也是二战中把包括希腊在内的欧洲国家摧残得伤痕累累的那个民族的后人。惭愧的是，我们以前知之甚少。”通过教育，青少年得以相互理解，不再记仇，对他者的审视由偏见转向洞见，消除地域壁垒，摒弃文化偏执，杜绝历史曲解。唯有如此，方可实现民族和解和人类和平。所以，历史教育务必面向未来。

　　俞可：格拉斯，德国二战后最伟大的作家，1999年摘取20世纪最后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他临终前接受最后一次媒体采访，为当今世界安宁与祥和仍遥不可及而忧心忡忡，尽管当代人告别二战已整整70年。在格拉斯眼中，“战争的影响永无止境，我们只是没有意识到，我们很有可能重蹈覆辙。”德国是一个未完的故事，曾经犯下的罪孽构成一个永不终结的故事。学校教育的使命便在于向下一代阐释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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